从“徐福东渡”出发:我们该捍卫什么样的文化自信?

Note
首发平台为知乎,本文做为转载不修改(反正是我自己写的,嘻嘻),原文链接: https://zhuanlan.zhihu.com/p/2064106815340668558
好久没看知乎了,今天偶然打开,决定写篇早就想写的文章。
记得五六年前还时常听到所谓“徐福东渡”的传说,说徐福为了不被秦始皇处死,带着一群童男童女逃去了日本,于是便称徐福者为日本的老祖宗了,因而直到如今,每当互联网上传出些中日外交摩擦的风来,就总有人搬出这个故事来,斥责日本是个“不孝之子”,是“目无尊长”。这种论调看似解气,实则暴露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思维惯性——将文化的优劣,简化为生物学上的“辈分”与“血缘”之争。
这绝非真正的文化自信,恰恰是精神上“输不起”的代偿。
一. 血缘叙事的崩塌
姑且不说“徐福是日本祖先”说法的真伪在历史学上仍然悬而未定,但看这个故事的内在逻辑,便已经荒谬至极。如果因两千年前的一次东渡,便认定日本是“子文明”,那么按照同一套血缘决定论,偏居海岛的日本因人口流动稀少,是否比历经五胡乱华、蒙元更迭的中原大陆保留了更多“上古基因”?他们是否更有资格反过头来“认祖归宗”甚至“夺回正统”?
这种反向的推演虽显极端,却精准刺破了“徐福论”的泡沫。文明的伟大,从来不在于“我是你的根”,而在于“我能接纳你的异”。汉唐盛世从未因胡旋舞传入而焦虑,宋代市井亦未因阿拉伯天文历法而自贬——那种“不设防的开放”才是真自信。而今天动辄在源头上争孰父孰子的叙事,恰恰像极了自卑者在虚张声势。
二. 文化的双标
这种“虚张声势”在现实中演化出了一套极为双标的话语体系。
一方面,我们过于迫不及待的将一些所谓“国产之光”推上神坛,就比如《哪吒2》,作为一个子供向的作品,这个电影的剧情让我感觉即使不算幼稚无聊也不算多么优异,但不乏有人因为别人说《哪吒》无聊而将其“开除中国籍”。姑且不论《哪吒2》的剧本是否匹配其视效的野心,真正值得警惕的并非电影本身,而是舆论场中一种“不许批评”的洁癖——将商业电影的票房高低,直接等同于文化话语权的胜负,去以刷票房的方式营造繁荣的幻象欺骗自己。这种“唯票房/唯特效”的论调,恰恰是陷入了我们曾嗤之以鼻的好莱坞工业拜物教,丢失了以叙事内核撬动共情的能力。
另一方面,我们对于“外来”与“输出”的评判标准全凭立场漂移。当新闻报道某小国跟随中国过春节时,举国欢呼“文化输出”;但当国内城市举办“夏日祭”时,动辄被扣上“狗汉奸”、“文化入侵”的帽子,喊着“敌人达到内部来了”,这种双重标准背后,是将复杂的文化交流简化为零和博弈的危险倾向。此处并非要为夏日祭辩护,而是应当指出:真正的文化定力,应当是区分“历史创伤场域”与“正常民间交流”的能力。 如果一刀切地排斥异质,那和当年闭关锁国时的“天朝上国”心态并无二致。
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“神话双标”。我们热衷于嘲笑日本正史中将天皇视为“天照大神后裔”的荒诞,却刻意回避中国正史中汉高祖斩白蛇、历代帝王“龙凤托梦、圣人降世”的类似记载。我们一边用五四以来的“祛魅”理性去解构他者,一边又用“祖宗阔过”的古老神话来麻醉自己。这种“理性对外、迷信对内”的做法,暴露了我们尚未完成对自身历史观的现代化改造。
一切双标的根源,在于近代百年积贫积弱在文化层面留下的社会性PTSD。当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后,社会产生了一种急于“文化身份认证”的焦虑。这种焦虑最大的特征就是** “他者导向”**——我们的好坏,必须通过“是否被外国人认可”来证明。
正因如此,早年间一个外国人在抖音喊几句“我爱中国”,便能赚得盆满钵满。这本质上是花钱买“精神抚慰金”。但值得庆幸的是,如今大众对这类“低级红”开始产生抵触,这是觉醒的第一步——我们不再满足于被廉价的夸赞所投喂。
三. 矫枉过正
祛魅的过程极易走向矫枉过正的另一端。一部分自诩“独立思考”的人,在对集体无意识的从众感到厌倦后,迅速滑入了“中国人就是蠢”的逆向种族主义,认为外国的月亮总是更圆。这种盲目的媚外,与盲目的自大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,它们的反面都是“主体性”的缺失。无论是“爹味十足”地指责别国,还是“跪态十足”地仰望西方,本质都是将自我价值的评判权拱手让人。
那么,今天我们需要重拾的究竟是什么样的文化自信?
首先,它必须是 “及物”的。我们应当有勇气批评国产电影的粗制滥造,也有气度赞美日本匠人对唐构技艺的保留;我们应警惕历史创伤,但不应恐惧夏日祭上的花火与和服,正如我们从不因圣诞节是洋节就否定其在商业社会的活力。
其次,它必须是 “主体性”的。一个成熟文明的最大特征,是坦然承认历史的灰暗与辉煌,坦然接受当下的不足与奋进。不需要通过编造“徐福东渡”来寻求精神胜利法,也不需要靠外国网红的三两句夸赞来确认自我价值。
尾声
文化交流如水,不争高下,但求通达。新时代的“闭关锁国”不是关上了海关,而是关上了心门。真正的文化自信,是拥有 “各美其美”的底气,更拥有“美人之美”的胸襟。当我们不再执着于做世界的“掌控着”或“依附者”,而是踏踏实实解决好当下的治理难题、创作出反映当代中国人真实喜怒哀乐的作品时,文化影响力自然会像汉唐时期的丝绸与诗歌一样,溢出边界,令人心向往之。
不卑不亢,最难的不是“不卑”,而是“不亢”。只有“不亢”,才是彻底治愈文化PTSD的良药。
